第二四一章 天佑天佑

当景杉把他的初步方案端给武文杰的时候，武文杰笑了。

这孩子，真是把好手。

武文杰在内心里发出由衷的赞叹。

但他也怕年轻人面对轻而易举的成功，产生骄娇心理，便掩饰着自己的情绪，故意慢条斯理地用审视的眼光长时间端详。

作为被审视者来说，这个过程显得漫长而又令人不适。

武文杰故意延长这个时间，就是想在心理上给景杉一点冷静和自省的时间。

这其间，武文杰的眼睛一刻没闲着，而他的大脑也在高速运转。

这正像论文答辩时教授给学生提问，这个时候的问题，可不是随便提的。

问题提得过深，出现冷场，甚至可能把学生的自信都打压没了，这是得不偿失的。

而问题提得过浅，遇上狡猾刁钻的学生，他会打心眼里对提问题的前辈产生瞧不起的心理。

武文杰要景杉设计的，不过是用在特色项目“时代动车”中的个人装备，但他的要求又是全方位的。

首先是保证安全，作为轨道交通装备的制造者，保证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任务，这是没有任何条件可讲的。

其次是效果逼真，既然是模拟动车运行，把每个人当成一个自带动力的动车，这个装备就得像那么回事。

过去条件不允许，没有财力物力投入，也没什么精力和智力本钱，本来很有意义的特色项目，却被玩得简单粗暴。

就好像那个年代孩子们玩得各种户外游戏，尽管乐趣不少，但看上去实在是简陋。

现在孩子玩的玩意儿，退回二三十年去，那绝对是不可想像的。

早些时候，农村娃把几块长长短短的木板钉在一起，那就是一枝冲锋枪。用它玩打仗，还得费舌头费嘴费唾沫地用各种怪叫来模拟枪声。

城里的孩子稍好些，也不过玩的是样式更逼真点的塑料枪，打起仗来要是不张嘴，那也一样是哑巴卡宾枪。

再看现在那孩子们的玩具枪，不但突突突出声，还哗哗哗地闪光，再厉害点的，还能射出假子弹哩。

时代不同了，当然要求也就不一样了。

效果逼真的一个亮点，是装备上的那个“车钩”。

火车上的车钩大家想必都见过，设计得多精巧啊！

自有火车之初，这个车钩就早早被发明出来了，可以说它伴随着火车的发展，经历了上百年的风风雨雨。

时代在变迁，技术在发展，但自动车钩这个精巧的结构，时至今日，依然如故。

说起车钩的大名，人家唤作“詹氏车钩”，这是全球公认的。

而大名中的一个“詹”字，又引发了一段既有趣又颇有争议的公案。

这个“詹”字代表什么？

中国小伙伴说，这个“詹”字，当然代表的是中国的铁路之父詹天佑先生了。

说起詹天佑先生，不敢说中国人尽人皆知吧，至少中国铁路人没有不知道的。

那可是中国铁路人的祖师爷，要是赶早几百年，得打牌供起来。

铁路和火车让人类社会驶入了工业时代，中国呢，当然也随着时代的潮流，从农耕社会迈向工业文明。

打牌供奉的传统没了，但毕竟中国人骨血里的文化基因还在，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感念之情依然深入人心，并代代传承。

武文杰登长城那回，还专门在青龙桥车站的詹天佑先生铜像前拜谒并留影纪念。

他来北京出差，还不止一次住过位于海淀区北蜂窝路甲15号的天佑大厦—-叫这名字的宾馆，显然与铁路有着万缕千丝的联系。

咱们再回到这个“詹氏车钩”上。

关于车钩是詹天佑发明的这个故事，是这样讲的。

话说当年詹天佑先生在主持修建京张铁路时，对于如何把长长的各节车厢串到一起，感到无比烦恼。

这不仅是力气活，技巧活，更是人命关天的危险活。

试想，跟房子高矮差不多的车厢，如果靠人工去把它们一一联接起来，那得费多大事，担多大风险？

可以想像，每天光联接车厢要折腾花费的时间精力，就会把人吓死。

更别说，车厢之间距离掌握不好会造成多少人命伤害了。

这时候，据说有一位特别聪明的中国木匠感到心有不甘，站了出来，说那么复杂那么庞大的火车都能造出来，跑起来，咱们怎么能被一个小小车厢联接装置给困住了呢。

他不信这个邪，经过苦思冥想，灵光一闪，头脑中出现了一个独特的设计构造。

他用木料试着制作，结果大获成功，这个精巧的结构完全实现了设计意图。

木匠把他的设计方案交到詹天佑那里，搞铁道工程专业的詹先生，跟咱们的主人公武文杰学的可不是近似专业。

行外人一听，他们俩人的专业，一个带着“铁道”，一个带着“铁路”，应该是一回事吧，至少不应该离得很远。

但对行内人来说，那可真有天壤之别。

詹先生的铁道工程专业，是专管修建铁道的，像铺铁轨挖隧道搭桥梁这一类。

詹先生设计修建了北京到张家口的这一段铁路，这是第一条中国人自己干岀来的铁路。这是极其具有历史意义的。

用老百姓容易懂的话来说，詹天佑先生是修铁路的。

武文杰呢，学的是铁路装备制造，就是造在轨道上跑的那些个车辆，通俗讲，就是造火车的。

由于詹先生不是列车制造方面的专家，于是就把图纸和模型寄给他的美国校友伊利·汉尔顿·詹内，人家的专业学的是造火车。

这位美国人詹内先生根据詹天佑寄来的图纸和模型，造出了自动车钩，并将车钩取名为詹氏车钩。

既然说是公案，那自然就会另有说法。

一翻权威书籍，上面又有这样一段：火车自动车钩是美国人伊利·汉尔顿·詹内发明创造的，于1868年4月21日获得了这项发明的专利权，后经持续改进，又于1873年4月29日获得第二次专利权。

既是如此，那么此“詹”非彼“詹”了。

起初，武文杰读了第二个故事后，心里不舒服了好多天。

但后来查到的另一段故事，让他的心情终于恢复了平静。

这段故事说，詹天佑先生曾十分诚恳地对人说：“说自动车钩是我发明的，其实没有这回事。”

佐证这段话的依据，武文杰似乎也找到了。在詹天佑先生编著的那本著名的《新编华英工学字汇》一书中，收录的有关车钩的词条，被不同寻常地音译为“郑氏车钩”，而没有用“詹氏车钩”。

武文杰双手捧着已经泛黄的书页，用心灵与这位在中国铁路史上写下极为浓墨重彩笔触的业界前辈默默对话。

一字之改，力道千钧。

尽管今天已经无人能知悉大师彼时作一字之改的心境，但武文杰完全能够想像，居于詹先生的境界，他会如何去思考，因为他的行为已经告诉了一切。

武文杰合上书，把目光投向深邃的虚空，他仿佛看到詹先生在那里缓缓向他颔首致意。

武文杰默祷：“天佑中国铁路，天佑中国高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