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九四 东家西家罢来往（四）

有道是：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从形势上看，四川的确是个好地方。然而再好的地方，没有实力也是白搭。不同于山东一窝窝的土贼，四川的土贼源远流长，时至崇祯十六年已经是动辄数万人马，呼啸川北，火器犀利。

因为其中以摇天动、黄龙两股最为势大，所以称为摇黄十三家。

张献忠在崇祯十七年八月收服了摇天动，实际上却不能调动这支五万众的人马，甚至还得分兵提防。

李自成丢了陕西之后，不肯听顾君恩的建言，南下湖广受阻，只得再掉过头来，从汉中入川。先是，李自成任命黎玉田为四川节度使，怀仁伯马科统兵一万从汉中入蜀。这两人都是明朝降官，进占川北重镇阆中之后便驻兵难前。后又传来李自成兵败的消息，这支人马更是缺乏战意。

然而张献忠也受困于实力不足，又要镇压西南土家势力，虽然在成都立国建号，但要说统合四川却也未必。

朱慈烺迟迟没有对四川下手，除了要整编更多的山地师，便于大西南作战，同时也是因为四川局势太过复杂，处理不好难免有失威信。

现在张献忠派了两个泰西传教士来传达投降的意图，正是因为他也觉得难以为继。

不到迫不得已，谁都不会愿意去云贵山地。尤其是贵州，自古就是贫瘠之地。别说明代，就是改革开放二十年后，许多山村里都还穷得全家只有一条裤子。云南更是瘴疠之地，西军多是北人，光是水土不服就能死上一片。

朱慈烺将消息传给吴甡，正是想让吴甡试试风向。

在实用主义眼中。现实利益远远大于面子。张献忠固然挖了朱家祖坟，但那是几辈子的祖宗了？朱慈烺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只要能够尽可能完整地拿下重庆、成都这两个重镇，为什么不能协商解决问题？

当然，像朱慈烺这样的实用主义者在大明并非主流。崇祯帝早就颁诏：张献忠罪在不赦，其他人倒是可以赦免的。

如果现在说要与西贼媾和，赦免张献忠。政治上势必会陷入被动。

吴甡拿到消息之后，知道皇太子没有私下许诺，总算松了口气。他知道皇太子的意思，如果西贼归顺，拿下四川就可以彻底稳住秦岭以南，设在湖广的第一山地师就能从汉中展开反攻。

然而要想朝廷公开赦免张献忠，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

“即便西贼戴罪立功，张献忠也未必能赦免。”蒋德璟为难道：“凤阳之变，实在是迈不过去的门槛。”

“如果他擒杀了李自成呢？”孙传庭试探道：“李贼玷辱国宝。可不比张献忠罪轻。”

蒋德璟眉头更是皱在一起，道：“这两人没一个能得赦的。”

“二人都不能得免。”吴甡也无奈摇头道：“然而照殿下估算，要想彻底平定四川，当动用十万大军，牺牲之数恐近三成。若是张献忠、李自成肯降，只要五万众就能加以收编，牺牲不多于一成。更别说省下的民力、物力、财力。无论怎么看，都是收降为上。”

“老先生大人如何看？”吴甡问首辅李遇知。

李遇知仿佛才睡醒一般。喝了口茶，方才道：“殿下问的只是朝堂上能否有转圜余地。咱们拘于资质，实在想不到也无可奈何。”

三人听了都有些轻松，但这几位大明顶尖的人物，又不甘心就此放弃。

李遇知又道：“不妨问问殿下，拿天下孝道来换四川一省，是否上算。想必殿下是能做出这个取舍的。”见众人不语，李遇知这才拿出了首辅的架势，道：“《税法草案》修订稿还要尽快呈给殿下，再有，这东虏送来的国书。咱们也得尽快送去太原。”

崇祯十八年四月二十九，一队东虏使者在明军的押送之下进了济南城。除了所谓的“正使”是满洲镶白旗人，其他都是投降的汉官。这种配置足以说明多尔衮心存猜疑，不敢派出真正的心腹来冒险。

多尔衮在“国书”中再次强调了大清入关乃是为大明讨贼平乱，绝无半点非分之想。如果说之前多尔衮还在“国书”中要犬吠几句，抱怨大明不识好人心，那么这回的“国书”中已经是充满了哀怜，再没半点张狂之色。

“九酋书信中，无非就是开运河换百姓。”蒋德璟道：“可呈御览？”

蒋德璟还是牢牢抱着忠君的原则，虽然知道皇太子主事，但还是认为应该由皇帝拿主意。尤其是《税法》问题上，他与皇太子有着明显的分歧，难免与皇帝更贴近了几分。

其他三位阁老直接忽视了进呈御览的话题。孙传庭道：“运河一开，百姓未必得救，东虏却肯定是得救了。”

“现在东虏骑虎难下，就算退回关外，也是元气大伤，士气难振。”吴甡道：“说不定还会分崩离析。”

在座的四位阁老都是朝廷重臣，却直到皇太子主事之后，他们才意识到“情报”竟然可以做到这般细致的程度，也才真正具有分析敌人内部矛盾的能力。若是让他们讲讲黄台吉执政时候的东虏，他们肯定会一片茫然，没有半点概念。然而现在北京城中，东虏的每一次朝会上谁说了什么，他们都能在五日之内拿到线报。

与聪明人说话就是这点最好，其他三人都能理解吴甡的论断，没有任何疑议。

“国书肯定得由殿下来回，”孙传庭回到了问题的根源，“关键是内阁该给出一份怎样的票拟。”

内阁最初只是个秘书机构，之所以能够夺权，正是因为“票拟”的存在。虽然从法律而言，皇帝可以完全不顾“票拟”，以中旨行事，但结果肯定会遭到群臣抵制，再被六科给事中封驳，丢人现眼，贻笑百年。

在三杨主政时期，以及弘治、嘉靖、万历诸朝，只要首辅强势，票拟就能直接转为皇帝的“御批”。

想当年景泰帝欲易立太子，甚至得先行贿赂内阁大臣，才让手诏成功地换成了票拟。

崇祯一朝中旨凌驾票拟，还得感谢天启时候的魏忠贤擅权。后来文官操守尽丧，后期的阁老根本不愿承担责任，声称“只为票拟，不为宰相”，冯元飙因此而直言说：“夫中外之责，孰大于票拟。”

现在国家既然还设立内阁，无论皇太子如何强势，甚至是将皇权握在手中，但票拟大权仍旧是内阁的。大明有君尊臣卑，但绝对不可能有满清那般主命奴从。

现在绝不是遏制君权，扩张臣权的时候。所以票拟的定稿，非但要符合大明社稷的利益，还要符合士大夫的价值观，最后才是让皇太子能够认同。

内阁中，蒋德璟年轻聪明，孙传庭狠辣果敢，吴甡老谋深算，李遇知大智若愚，四人各展其能，商议良久，终于拿出一份在各方面都过得去票拟，命舍人誊抄之后封印送往太原。

简单来说，内阁的意见是：不同意开运河，但允许“因粮换人”，在固定的地方以固定的粮食换取百姓。

快马在济南、太原跑了个来回，带回来的批语却是：东虏乃建州叛民，不当以国论。国家可受其降书，诛杀首恶，宽宥平民。此。烺。

如此看来，在这个问题上皇权和臣权就此发生了冲突。不过这种事不同于关切自身利益的《税法》，所以没有拉锯讨论的价值。李遇知与吴甡两人很快定下基调，以皇太子令旨重新票拟，走完了法定程序，交由司礼监送呈皇帝御批。

崇祯帝知道这是朱慈烺的意思，惯性地提笔了写了“可”字，然后才细读起来，权当消遣。(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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