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章 延安会议

各位书友，为了更好地理解本书的历史背景，冰雪在本章引用了一千八百字的数据资料，所以，本章是五千字左右。有兴趣的就看看，没兴趣直接跳过。谢谢！

下午五点多钟，延安凤凰山西北四公里外的王家坪，北院司令部宽大的会议室里烟雾缭绕、人声鼎沸。

陈昌奉带着警卫员们在坐了半屋子领导、将领的缝隙里穿梭着给大家添水倒茶。

初到延安的中国共产党此时条件十分简陋，没有专门的办公地点，中央领导大多分散居住在凤凰山麓的周围院落里，有事临时召集人员。

只有需要隐蔽保密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搬到这个离城市比较远的山沟里办公，这里原来是一家地主的庄园，东北军撤出延安时跟着去了西安。

今天在延安的中共六届五次全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聚集在一起商讨根据地面临的新形势。会议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人们仍然兴致勃勃地谈论着河西的最新消息。

在这里请允许冰雪占一些篇幅介绍一下六大。因为六大的发展脉络对我们了解这个时期党内形势有很大的指导作用。从中可以叹一叹战争环境的残酷、幼年时期党的幼稚无奈，看一看革命热情下的鱼龙混杂、风云激荡后的大浪淘沙，数一数逝去的英烈、离去的萧索、幸存的精华。

六大历时16年零10个月，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任职时间最长的一届中央委员会。1928年6月在苏联莫斯科举行，有142人代表着全国4万多名党员参加。自产生起因战事频繁、长征、抗日的影响，中间只召开过七次全会，产生了几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有的牺牲了、有的犯错误了、有的被肃反了、有的悄悄离去，有的叛变投敌……领导层变化频繁，人员进进出出，到了延安后才相对稳定下来。

抗战爆发以后，高级干部分散在全国各地，加之斗争形势复杂多变，中央更是没有精力组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一直到1945年4月日军败局已定，党的指导思想、路线方针基本形成以后才召开了七大。

六届一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主导下选举产生的领导层：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向忠发、苏兆征、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李立三、杨殷、徐锡根。

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

中央委员会委员23名：杨福涛、顾顺章、向忠发、彭湃、徐锡根、卢福坦、李涤生、张金保、苏兆征、关向应、罗登贤、毛主席、杨殷、周恩来、李源、蔡和森、项英、任弼时、余茂怀、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王藻文。

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3名：徐兰芝、王风飞、王灼、刘坚予、唐宏经、史文彬、李子芬、周秀珠、甘卓棠、邓中夏、夏文法、罗章龙、王仲一。

1928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增补徐兰芝、王风飞、王灼、唐宏经为中央委员。

1929年6月25日～30日在上海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全会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开除王藻文中央委员和开除王仲一候补中央委员的决定。补选恽代英等为中央委员。

1930年9月24日～28日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扩大）。全会增补温裕成、李维汉、邓发、陈郁、徐炳根、贺昌、陆文治等7人为中央委员，增补朱德、陈云、陈潭秋、林育英（张浩）、袁炳辉、王克全、黄平、恽代英等8人为中央候补委员。

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为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政治局委员为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项英、张国焘、关向应、李立三，政治局候补委员为李维汉、徐锡根、卢福坦、罗登贤、温裕成、毛主席、顾顺章。

1930年10月3日政治局二次会议在上海召开，决定瞿秋白不再担任政治局常委，增补徐锡根为政治局常委。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扩大）。全会撤销了李维汉、贺昌2人的中央委员职务；增选王明、博古（秦邦宪）、刘少奇、陈云、王克全、韩连会、沈先定、徐畏三、黄甦等9人为中央委员，增补沈泽民、夏曦、曾炳春、王荩仁等4人为中央候补委员。

决定设立中共中央总书记，由向忠发担任。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为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王明（2月补入），政治局委员为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王明、项英、卢福坦、徐锡根、任弼时、陈郁、蔡和森（2月恢复），政治局候补委员为关向应、罗登贤、毛主席、温裕成、顾顺章、刘少奇、王克全。

不久，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先后把反对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克全，中央委员王风飞、徐兰芝、张金保、唐宏经、韩连会，中央候补委员史文彬，开除中央。并把中央候补委员罗章龙开除出党。

1931年6月，王克全因分裂、顾顺章因叛变、温裕成因贪污、向忠发因叛变被开除中央委员会，共产国际的中国事务负责人米夫指定中共中央由王明代理总书记，政治局常委为卢福坦、王明、周恩来、刘少奇、张闻天。

1931年9月，王明随米夫赴苏联前，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为博古（秦邦宪）、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博古（秦邦宪）、张闻天、卢福坦为常委），并指定负责人为博古（秦邦宪），秘书长为柯庆施，组织部长为康生，宣传部长为张闻天；增补张闻天、康生为中央委员，李竹声为中央候补委员。

1934年1月15日－18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决定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项英为常委，秦邦宪为总书记，秘书长邓颖超，组织部长李维汉，宣传部长张闻天，军委主席朱德。

政治局委员有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项英、王明、陈云、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朱德、毛主席、顾作霖，政治局候补委员有刘少奇、朱德、关向应、邓发、何克全（凯丰）。

全会补选王稼祥、何克全、朱德、顾作霖、方志敏为中央委员，增选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孔原为中央候补委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瑞金，开始长征。

1935年1月15日～17日遵义会议补选毛主席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增补李维汉为中央委员。会后，2月5日，由张闻天替换秦邦宪总负责中央工作。

1936年10月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各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汇集到了陕北，在保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为张闻天，政治局常委为张闻天、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秦邦宪，政治局委员为张闻天、毛主席、周恩来、秦邦宪、朱德、任弼时、张国焘、刘少奇、王稼祥、何克全、邓发，增补彭德怀为中央委员。

12月，成立了23人组成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毛主席任**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叶剑英为副总参谋长，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

此刻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张闻天、毛主席、朱德、王稼祥、刘少奇、张国焘、任弼时、何克全、军委委员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邓老、贺龙、关向应、萧克、郭洪涛、王维舟、张云逸、徐海东等人正在研究西安与河西的局势。

会议一开始，王稼祥就通报了周恩来从西安发来的密电。

西安事变后群龙无首的东北军终于酿成惨祸，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苗剑秋、孙鸣九等人杀死了东北军元老派67军军长王以哲、西北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副处长宋学礼和交通处长蒋斌等人。

血案发生后，王以哲的至交第105师师长刘多荃为了替王以哲报仇，将部队开进西安搜捕少壮派军官，诱杀了旅长高福源，东北军内部残杀的悲剧愈演愈烈。

中央获知消息后，立即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再度赶往西安进行调解。

周恩来等一到西安立即走访双方主要人物，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做了大量劝解说服工作。张学良指定的总指挥杨虎城也出面调解，经过多方做工作，流血冲突已被制止。

但东北军很可能被蒋介石分化瓦解，成为进攻根据地的帮凶或是调往潼关以东，杨虎城西北军也有发生动摇迹象，准备前往三原避祸。三位一体的同盟很有可能分解。

张闻天通报了共产国际东方部的指示，为了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促进以蒋介石为首的各派力量集合在抗日大旗之下，积极准备对日战争，要求中国共产党配合中国国民党完成军队整合计划，尽量避免新的内战的爆发。

大家经过激烈讨论认为，当前的和平环境来之不易，应努力维护与东北军、西北军的团结合作，尽量避免内部争斗。请恩来、博古、剑英同志多做工作，化解矛盾，劝解东北军消除内部分歧，接受国民政府的东调方案，避免酿成新的内战。

我们也应声援东北军，要求释放张学良，停止武力解决西安部队的行动。呼吁尽快展开国共谈判。同时南线我军做好作战准备，随时增援西安方面和潼关前线，以武力促和平。

随后，会议进入河西局势的讨论中。

前一段，西路军来电求援，中央征询过大家的意见，包括张国焘、王维舟在内的多数同志反对向西分兵，人去少了不起作用，人去多了内部空虚，现在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包围封锁仍在继续，粮弹经费都很紧张，不宜大动干戈劳师远征。提议以积极的政治手段阻止马家军进攻。现在，又提起河西局势，估计又有危险了。

总参谋长刘伯承指着墙上参谋们刚刚挂好的张掖地图，宣读并解说了河西目前的敌我态势，并把西路军展开的战役决战的计划进行了宣读和图上标注。

这让与会人员异常惊喜，会场里因西安二.二事件造成的不良情绪顿时一扫而空，真没想到时间不长，河西战局竟发生了根本变化，缺粮少弹、孤军深入的西路军要全歼马家军主力，引起了大家浓厚的兴趣。

朱德总司令站在图前说：“西路军原本的确是陷入到山穷水尽的危险境地里了，但危急时刻，红九军政委陈海松毅然抛弃了阵地防御的保守打法，带领五六百残兵深入到敌后，伪装成一只被他们消灭的民团，利用敌人的松懈，偷袭了一个精锐骑兵团，救下600多名被俘战士，整编为九军独立团。”

“呵”领导们脸上一阵惊喜，这个干部不简单！

“陈海松伪装面见马元海，骗得请领凭照打着民团的旗号夜袭张掖，消灭守军600团，成功控制住了全部粮食弹药等物资。解救出近3000名被俘战友，成立了九军独立师。”

“嗡——”一阵惊叹。这个干部胆子真大！

“随后带领一个营利用礼拜时机伪装突袭了马家军前线指挥部，一枪未发俘虏海南骑二旅，俘获敌军总指挥马元海、参谋长张时之。”

“嗡——”惊叹声不绝于耳。这个干部真是智勇双全啊！

“然后他们利用敌军指挥电台，调动敌人，将近20余名马家军旅、团长被诱到张掖擒获，两个炮兵团被调来张掖，被缴械。”

“嗡——”“嗡——”他怎么想的出来呢？

“稳定住局势后，他们主动出击，一个团在沙井子设伏，利用密集火力，全歼骑五师骑兵二旅1700余人。”

“嗡——”他的部下这么厉害？他的部队这么能打？

“随后利用电台将敌人南线守军逐渐调去临泽，换上独立师部队，六天前与主力部队取得联系，送进去大量被服、粮食、武器弹药。”

台下的人没有了声音，全都震惊于陈海松的精妙布局。这人太厉害了！

“昨天他们就与休整完毕的主力一起，与马家军进行了战役决战。”

这太让人期待了，二千里外的决战牵动着在场所有人的心，毕竟都是劫后余生的患难弟兄，两万人都是红军宝贵的财富，也是根据地以外强大的援助力量，能安稳的存在就是红军的胜利。可大家也担心，马家军可还有十余万粗野残暴的匪兵，把握不好作战细节，很有可能被翻盘击败。

“他们的决战是怎样部署的？一战取胜不现实，人少了些。”彭德怀问道。

“大的原则是三面封堵，中间后撤，引敌来攻，用火力杀伤。大家对此怎么评价？”

“阻击部队太少了？即使火力强大，敌人是骑兵，据说战斗意志很顽强，集团来攻的话，平坦戈壁地带很容易被突破？有些冒险呀！”**担心地说。

“如果有足够多的火炮、机枪，再挖掘一些堑壕，或许能顶住。”任弼时说。

“有足够多的地雷、手榴弹也行。”关向应说。

毛主席笑着对大家说：“大家不必担心，这个陈海松敢大闹天宫，就一定能西天取真经。”

高大威武的张国焘也笑逐颜开地补充道：“是的，红四方面军从来就不怕正面攻击，阵地防御是我们的拿手好戏，过去是粮弹不足，打不了跑不快，才造成整体被动。

现在有了充足补给，凭着陈昌浩、徐向前、李特、黄超、程世才、孙玉清、熊厚发这些猛将，十倍敌人不在话下。完全可以占据整个河西，独立发展出一块根据地。”

刘伯承拿起几张电报纸走到地图前，做了标注，转过身来，高兴地说：“在西路军前敌总指挥陈海松的策划下，西路军主力部队没有一次性进行包围决战，而是采用了诱敌深入，层层阻击的办法，发挥火力优势，大量杀伤敌正规军和骑兵有生力量后，实施围歼。

到昨晚七点，毙敌主力骑兵3万余人，俘虏敌步兵3万余人。张掖通往外界的三条重要通道仍然牢牢控制在我军手中，并不断取得敌人的各种补充物资。瞒天过海之计至今未被敌人识破。

通过耐心细致的说服，此前被俘的马元海、马禄、马步康等人主动提出配合劝降。到今天下午四点，溃逃之敌两万六千人在张掖以南30公里包围圈中缴械投降。驻守各地寨堡之民团2万多人昨晚接到马元海的指示，已先后赶到张掖缴械投降。

此役我军伤亡500余人，共毙敌3万余，俘敌8万多，溃散之敌六千左右，正在逃往扁都口伏击阵地，不日即可俘获。缴获山炮野炮24门，迫击炮120门，轻重机枪500多挺，步枪4万条，战马2万匹。原计划8日结束的河西战役至此胜利结束。”

台下顷刻间欢声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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